雍正时期，下令把丁银（人头税））并入田赋之中，合称为“地丁银”，然后按照田地的面积征收。因为丁银被摊入田地税里一起征收，所以那些田产多的乡绅豪强，就不得不多交钱。而无地、或少地农民的负担就减轻了。这项改革措施，就叫摊丁入亩也叫地丁合一。
因为涉及利益变动，所以这短短四个字后面，暗藏着无数的博弈、坚持、试探甚至是流血。
摊丁入亩，最早可以追溯到明代张居正的一条鞭法。当然，张居正也不是首倡。在张居正实施一条鞭法之前，已经有一些地区开始这么干了。
张居正掌权之后，先下令清丈田亩，掌握土地状况，再实施考成法，给各级官员戴上“紧箍咒”，然后才开始变法。
张居正把徭役等各项杂费都和田赋合并到一起，然后把力役摊入田亩，一概征收银两，由官府雇人服役。
张居正虽然是权臣，但是作为一个大臣，还是会受到很大的限制。况且经过了嘉靖朝的躺平，明朝可以说是内忧外患，积弊颇多。
张居正在万历六年，完成了全国田亩的重新丈量，重新绘制了鱼鳞图册。在万历九年，终于把一条鞭法推行全国。此时距离张居正生命的终结，只有一年了。
对于自己的结局，张居正早有预感。
等到张居正一死，那些憎恶张居正的大臣们，就在万历皇帝的默许下开始了对张居正的清算。
张居正死后不过几个月，他就被剥夺谥号，治罪，抄家。弹劾的人以为可以抄出几百万两银子，为了防止张居正的家人转移财产，提前封住了他家的门，等到查案的来提审的时候，张家已经饿死十几口人了。
在酷刑逼迫之下，张居正的一个儿子自杀未遂，一个儿子自杀后留下一封血书，控诉皇帝和相关的官员。
“可怜身名灰灭，骨肉星散，且虑会审之时，罗织锻炼，皆不可测，人非木石，岂能堪此！”
“邱侍郎，任抚按，活阎王！你也有父母妻子之念，奉天命而来，如得其情，则哀矜勿喜可也，何忍陷人如此酷烈！……有便，告知山西蒲州相公张凤盘，今张家事完结矣，愿他辅佐圣明天子于亿万年也！”
张居正死后，这项变法也随着他的死去而渐渐荒废。后来明末农民起义频发，崇祯一边追封张居正为“救时宰相”，一边加征三饷，饮鸩止渴，一条鞭法被彻底破坏。
等到清朝政权稳固后，清朝的统治者再次面临着人口和土地之间的矛盾。
康熙为了解决这些问题，先是鼓励垦荒；又下令更名田，承认农民在明末战争中获得的土地；后来盛世带来人口激增，康熙为了减缓民众负担，下令“盛世滋丁，永不加赋”
在康熙的一系列举措之下，社会生产有所提升。但是由于康熙在位初期战争较多，不方便对内大动干戈，所以康熙的举措更多是扬汤止沸，一时有效，真要解决问题，还需要进一步变法。
所幸，康熙已经打好了基础，而继承他皇位的，又是锐意进取的雍正。
就像当初张居正变法前，已经有一些地区实行类似一条鞭法的政策了。其实在雍正下令摊丁入亩之前，已经有一些官员向康熙上奏，建议摊丁入亩。
只不过，康熙不想生事，所以只有广东四川等部分地区，在官员的主动建议下实施了这个政策。
雍正继位之初，黄炳向雍正上奏，建议把丁银摊入田赋。可是当时雍正刚刚继位，不敢贸然行动。所以他虽然动心，却装出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，说封疆大吏应该关注全局，不要在小事上太用心。
但是，土地兼并一天比一天加剧，永不加赋已经不能有效缓解普通百姓的负担了。下一步变革，是迟早的事。
而且，雍正时，白银货币化已经远超当年的明朝。万历时，还有些地区白银流通比较差，实行一条鞭法可能反而增加当地百姓的负担。而到了雍正朝，白银货币化更加普遍，连这个障碍都没了。
可以说，现在搞变法，比当日的条件成熟多了。更不必说，雍正是皇帝，受到的局限会更少。而且，经过康熙几十年的铺垫，此时社会内外都比较安定。雍正接手的局面，比张居正好了不知多少倍。
所以，即使雍正反驳了一次建议，还是有大臣再次提这个问题。这个人就是李维钧。
要是论及私德，李维钧恐怕不及格。但是能力和道德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性，李维钧虽然在某些问题上惹同僚非议，但是他能力其实很强，办事的时候非常能抓住重点。
李维钧的奏折得到了雍正的赞许，雍正还让李维钧把这件事拟一个详细的计划出来。务必要让朝廷获利，也不能让百姓吃亏。
皇帝要求制定计划，这就是拿定主意要做了！
见雍正赞许自己的建议，李维钧自然也非常用心。
落实摊丁入亩，所要面临的阻碍确实不少。
最明显的一点，就是士绅们的阻碍。这些人家族庞大，往往族里有人在朝中为官。而且，由于他们掌握大量田地，所以在地方上也很有影响力。基本都是属斑马的，既有黑道，又有白道。
所以，这个政策刚刚露出风声，就有大量官员提出反对。这些人反对的理由主要有两个：
一个是，一旦把人头税并入田产，那些无地或少地的人就没了束缚。他们游手好闲，离开家乡，难免会成为治安隐患。
其实这一条并不成立。无地或少地的人没了丁银的负担，确实可能离开原籍。但是他们离开原籍之后，可以从事工商业，有个糊口的营生。只要有饭吃，又怎么会成为治安隐患呢？
另一个理由是，穷人和富人应该一样为国家做贡献。如果摊丁入亩，那么田产多的人就会多交钱，田产少的人就会少交钱。这对田产多的人不公平。
这就属于强词夺理了。对田产多的人多收点钱，他们虽然会反对，但不会玩命反对。可要是对没钱的人强收钱，那就是嫌命长，想上老歪脖子树和崇祯作伴了。
清朝当初入关，是打着给崇祯报仇的名头来的。雍正就算不知道明朝是怎么来的，他也肯定知道明朝是怎么没的。
所以，官员的反对不会打消雍正改革的决心。值得考虑的，是这个事应该怎么做，才能顺利推行，不会在执行的过程中受到太多阻力。
摊丁入亩，除了官员乡绅的反对，还有其他阻碍吗？还真有。
以后收税全都按田亩征收，看似非常公平。可是，如果各地的“亩”大小不同呢？如果良田和薄田一样收税，那还公平吗？
说起来，亩有大小，其实也是为了收税公平。因为，某些地区，由于温度和气候等原因，平均年产量高于其他地区。
所以，统治者为了征税公平，会把这些年产量更高的地区，“亩”的面积制定的更少一些。因为这些地区的“小亩”的产量，不比其他地区的“大亩”小。
亩有大小的问题还不算严重，因为两种“亩”的实际面积虽然不同，但是产量毕竟是接近的。可是良田和薄田的问题，就没那么好解决了。
因为良田和薄田可能在一个地区，面积相同，但是产量肯定不同。而且如果人卖田，肯定是良田比薄田好出手。到时候剩下的薄田多，交税就更困难了。
以上这些，都是必须解决的问题。变法本来就会招致乡绅的攻击，要是变法过程中再伤害普通百姓的利益，就更难推进了，也不符雍正变法的初心。
李维钧也很争气，对于这些情况，他也给了解决方法：把全国的田都分为三等，上中下。根据田亩等级不同，所缴纳的地丁银也不一样。
就这样，在雍正的铁腕和坚持下，在几个封疆大吏的“豁出去”之下，摊丁入亩，慢慢的推行了下去。除了少数地区，比如山西，情况特殊，推行的比较晚。其他地区都渐渐落实了摊丁入亩。
有趣的是，在推行之初，雍正雷厉风行，绝不纵容那些反对派，大有神挡杀神，佛挡杀佛的意思。可是等到这个政策真的开始推行了，他反而有了耐性，并没有强硬的催促山西。
主要是山西情况有点特殊，当时山西土地兼并不算严重，所以人地矛盾比较轻，缺乏变革的动力。
这也体现了雍正性格的另一面，他不是一味的独断霸道，而是出于实际情况做出反应。所以在需要耐心的时候，他也能拿出耐心来，避免过于急切带来失误，反而坏了全局。
至此，这项力役折银、人头税向田亩转移的变革，从嘉靖年间开始冒头、万历年间一度实施、到了雍正手上，终于完成了。这是我国赋役制度的一次重大转型，摊丁入亩的成功，除了客观条件的成熟以外，雍正本人的果断和魄力也功不可没。